陕西宝鸡围墙广告 午后，弥陀院的佛堂里，随着木鱼的敲击声，居士们诵读着经文。这座距离宝鸡市区20多公里外的寺院，相传始建于唐，往复于兴衰之间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才回归它原有的属性。
　　宝鸡市文物局原局长、68岁的张润堂退休后，偶尔还会来此转转。与这里的居士不同，吸引他的，是立在院门口那口2米高的碑石。石碑上的字迹有些模糊，但仍依稀可辨—“大同学园旧址”、“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”。“二战时，这里关押了大量日军战俘。”张润堂富有激情的讲述，抹去了眼前的平静，那个铁与血的岁月，在这里记录下一段不见硝烟的战场。
　　一名逃跑战俘的忏悔
　　“大同学园”，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“学园”几乎已经被人遗忘。这里曾是日军战俘营所在地，与火炮轰鸣的前线不同，将一群战争狂人转化成崇尚和平的反战人士，也是一场艰苦卓绝的“战争”。
　　1938年，中国的华北、华南等地正经受着日军炮火的侵袭，而战俘营也在这一年经历了转变。
　　有十几名日军战俘从前线战场移送到了位于西安南郊的灵感寺内，这些战俘多数是参与轰炸南京的日军飞行员。可没过多久，驻扎在此的中国军人发现如何管理这些战俘是件十分棘手的事。这里懂得日语的工作人员不多，日军俘虏态度嚣张，不仅不服从管教，还常常殴打管理者和食堂工作人员。
　　一天，一名叫伊藤正荣的日军战俘逃跑后被抓回，态度依旧不改。按照战争时期的军法，此人将被枪毙。“还是先听听他为什么逃跑吧。”行营长官还在犹豫之际，行营内有人提出了不同建议。提出异议的是行营新特聘来的上校参议，叫汪大捷，32岁，东北人，此前是东北大学的日语教授。
　　此后三天，汪大捷与伊藤正荣交谈进行规劝后，伊藤正荣写下忏悔书，还流着泪说：“日本人对贵国根本不了解，我所在的部队，除了被俘的6名俘虏，全都战死了。我们也反对日本军阀与资本家挑起的这场战争。”最终伊藤正荣被免于枪毙处罚。
　　汪大捷将这次谈话翻译成文字，发表在当时西安影响力最大的《西京日报》上，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。
　　将战俘营办成“学校”
　　也因此事，在1938年准备筹建“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”时，当时行营的负责人想到了这个“对日本人有一套”的汪大捷，打算任命他为所长。但对于这个职位，汪大捷有些犹豫。
　　这个出身沈阳农村木匠家庭，曾经在“东京高等师范”(日本筑波大学前身)、北京师范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上过学的汪大捷，所学的专业分别是英语专业、教育系和日本历史。他更像一名知识分子，而非军人。
　　但战争改变着所有人的一切，也包括汪大捷。汪大捷想不通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，为什么会咄咄逼人地入侵呢?他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习日本历史，希望从中找到答案，临近毕业时，他因“反满抗日”和“对皇室大不敬”的罪名被东京特务组织抓走。最终在日本几位朋友的全力保释下，回到上海。
　　没想到，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。此后一个月，汪大捷夫妇颠沛于江浙沪，没不久，淞沪会战打响。他和妻子辗转从苏州经徐州来到当时的“后方”—西安。生活没有着落的汪大捷，凭借日语水平和学生的帮助，在“西安行营”谋得上校参议的工作。
　　误打误撞进入军界，又将被任命为俘虏收容所所长，汪大捷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想对俘虏采取教育的管理手段。1938年9月，他正式上任。上任之初，他就宣布战俘营将被命名为“大同学园”。据说，这个名字是妻子帮他取的，本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仁爱精神、有教无类思想、世界大同理想;提出“以德报怨，化敌为友”的教育目标。
　　但当时，少有人能理解。历史会证明一切。1987年，81岁的汪大捷第三次踏上日本时，一个日本老兵痛哭流涕地表示：“我是个罪人，我曾在那场战争中杀了几百个中国人!我的余生一定要用实际行动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奋斗，向中国人民谢罪!”
　　学园里的“大同”生活
　　1939年9月，由于日军对西安频繁轰炸，成立仅一年的“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”被迫搬离灵感寺，转移至宝鸡市如今弥陀院的所在地。
　　太寅村距离弥陀院不远，现如今一些老人还对当时的寺院存有记忆。张尚仁回忆当年的情景说，这天，村西的河道里上来一支着装各异的部队，其中一些人相互搀扶、还拄着拐杖。“战俘有将近一百人，都穿着灰色衣服，头剃得‘倍儿’亮，而当兵的只来了三十多人……”
　　搬迁工作结束后，汪大捷在山门正檐上挂出了自己亲笔书写的“大同学园”四个字，每一个院落也都起了特有的名字，分别写上“日新门”、“三省门”、“进步门”……
　　日军战俘自幼深受军国主义教育毒害，有些顽固不化。张尚仁记得，每当有日军飞机划过上空，就会有日军俘虏仰望天空，高举双臂，大声吼叫，这给上任不久的汪大捷带来不少困难。汪大捷与新来的俘虏谈心，并教授中日两国的历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、中日友好史以及世界历史。对一些抵抗学习的俘虏，学园编辑了中日友好交往史的教科书，特别是结合陕西的特点撰写了许多盛唐时期中日交流的史实，如日本高僧阿倍仲麻吕、小野妹子以及唐高僧鉴真和尚等人的故事，战俘们很喜欢听。
　　在学园内，管理人员组织学员制作工艺品和一些日用杂品，如躺椅、筷子、手杖、木匣子等，有些学员则编织毛衣毛裤等。学园租用了宝鸡县城西街的一间房子，专门销售学员制作的物品，所卖之钱全数兑现给物品制作者，学园并不提留，还设立信用合作社，每人有一个小存折，可以把钱存起来，随时取用。
　　天皇第25代孙的转变
　　在汪大捷用心的照顾下，一些战俘发生了转变，但学园中，还是有人不服从管教。
　　1940年7月一个雨夜，临睡前，汪大捷到学员宿舍查看时，发现有六七个人在密议“越狱”。主谋山本，是日本庆应大学的毕业生，45岁，被俘前为伪“河南省建设厅”顾问，在学员中颇有号召力。汪大捷立即将卫队连长找来，连夜加强了警卫。第二天一早，汪大捷将几个主谋者分别单独禁闭，然后对全体学员进行教育，并对被禁闭的人单独谈话。有人很快悔悟，但山木却不肯忏悔。
　　由于自感将被枪毙，又遇上下雨时着了凉，山木开始发烧，他以为，纵不被处以极刑也得病死。没想到，汪大捷立刻派人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，第二天还买了点心水果到医院去看他。在他住院期间，多次跟他谈话，之后山本主动写出悔过书，“我是清和天皇第25代孙，祖先是开拓北海道的功臣……帝国思想是不能改变的，但是大同学园汪大捷先生的人道主义、大同思想和自己身受对俘虏的优待，我心服了……”
　　此后，山木成为了“反侵略战争同盟会”的顾问，还自己创作剧本《至上之爱》、《天堂地狱》、《正义血战》等在学园里演出，效果很好。
　　学园还将一些文艺“学员”组织起来，形成话剧团，开始在附近进行反战宣传演出，之后，在西安钟楼北边的明星剧院公演了三天，几乎天天爆满。
　　从此，到学园参观采访者日益增多，不仅国内，连香港的《大美画报》和《大地画报》也都前来采访，着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也曾来此参观并留影纪念。
　　莫让世仇悲剧再次上演
　　然而，好景不长，有人认为收容所所长是个“肥缺”，借汪大捷1941年春带领俘虏郊游之事，控告他“纵兵扰民”，之后，汪大捷被“撤职查办”。虽然没过多久汪大捷便“官复原职”，但从此他离开了大同学园。在他在职期间，这里关押了200多名日军战俘，仅1人病死。继任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原来的一些做法，但本质上，又回归到军人管制手段。之后，汪大捷辞去了陆军大学的差事，全家搬到重庆西郊沙坪坝街35号，在那里开了一个小书店。
　　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1946年4月下旬，“大同学园”内500余名战俘在部队的押送下，坐火车遣返回国。
　　1946和1947年，汪大捷开始先后在北京、沈阳和长春举办了“大同学园”的展览。参观的中日人员都深受感动。1949年后，汪大捷留在了北京。
　　1995年8月8日，汪大捷又协日本友人桐生润三、秋本能里子等应邀参加了“宝鸡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暨大同学园学术座谈会”。汪大捷表示，希望弘扬宣传大同精神，促进中日和平友好，莫让德法的世仇悲剧再次发生。
　　2000年8月15日，“大同学园旧址”碑落成，正面“大同学园旧址”六个大字系汪大捷先生手迹。两个月后，汪大捷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6岁。按照他的遗愿，翌年9月，他的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大同学园旧址内。
　　“大同学园旧址”现为渭滨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而当年，他在日俘营里进行的“大同实践”依旧影响着当下，并启示着未来。 华商报记者 贾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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